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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与被遗忘 ——探访暴雨后的平遥县城

李奥 房晓玥 《107调查》 2023-01-28




全文共 619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1 分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到,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如果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暴雨过后,我们走访了平遥县城以及周边的一部分村落,希望记录下它们身上所承载的记忆。


| 李奥 房晓玥 张杰 张全邦 杨郁然 伊芮萱

文编 | 李奥

事实核查 | 杨燕


2021年10月16日清晨,天气晴朗,各色朝霞在万顷晴空上彼此辉映,阳光透过绿色的防护网,照在了平遥古城的第84号内墙上,一整面裸露的泥土和其他砖石墙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城之外,平遥县内公路两旁的农田,大部分仍然被淹没在积水中,波光粼粼的水面恍惚间会让人以为自己来到了南方水乡。水下,是当地农民维持生存唯一的经济来源——玉米和高粱。


平遥古城城墙
平遥县公路旁农田

这是山西省暴雨结束后的第9天。


视线之外的古城民居

“仰视烟云之变换,俯临城市之繁华”——这是清代诗人赵谦德在平遥古城市楼上留下的诗句。市楼位于平遥古城南大街,是一座三重檐歇山式的古楼。它立在古城集市中央,是旧时官吏监督市肆的场所,也是整个古城的制高点。“登(市)楼凭栏可眺全城景色,南北大街人流车行,店面屋瓦尽收眼底,城垣四周,青山隐隐。”由于市楼的存在,赵谦德诗句中所展现的旧时平遥城街市繁华、商业发达的图景,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依旧立体而可以触碰。

平遥古城南大街

这座占地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向全世界展现出明清时期一个富庶县城的风貌,而繁华之外,还有很多人们看不见的角落。

根据平遥县政府颁布的《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平遥古城保护按照“全面保护、突出重点“的方针,实行分区、分级保护。保护范围划分为绝对保护区,一、二、三级保护区,一、二级建设控制地带和一、二、三级保护街巷。绝对保护区和一级保护区(重点保护区)是游客们最多光顾的景点,也是重点保护区。除去这些区域,古城内其余鲜有人光顾的街道和民居,多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垮塌和渗水。

平遥城内民居墙壁

“希望以后不要再下这么大的雨了,”阿甘国际青年旅舍的老板在院子里一边扫地一边抱怨道,“我们这古建筑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下大雨就漏水,政府又只管平遥古城这样的大建筑修复,每次下完雨都很麻烦。”

他进一步解释道:“古城内大部分建筑都保留了原来的样式,屋顶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像我们这个旅馆,就是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式改建的,但是屋顶漏水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因为它的材料是秸秆和泥土混合起来的,现在都是机器收割秸秆,它混合起来之后的防水程度本身就下降了,再加上现在非常缺乏对古代建筑建造修复了解的工匠,大部分都是工人在进行修缮,导致这个屋顶很容易发生漏水。”

《界面新闻》在此前对平遥古城内普通民居雨后受损情况进行了报道:“在此次降雨过程中,大量民居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民居屋顶漏雨、墙体垮塌随处可见。他们的损失并未出现在统计数字中”[i],旅店老板的话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民居大多年久失修,墙体多数为土坯砖外包青砖,如果墙内浸水过多,土坯就会变为泥浆,外层青砖因此产生坍塌。有的墙体被围起来,标上了“此处危险,请勿靠近”的字样,还有一些民居,周围没有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


画家连达的忧虑

对于占地1260平方公里的平遥县来说,古城只是全县古建的冰山一角。对画家连达来说,他最爱山西的,恰恰是那些残破的古建。

画家连达
                             图片来自于网络
1999年,连达抵达山西,游览了太原、平遥、洪洞等地,他这样形容自己第一次看到山西古建筑的感受:“它们身上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那时,山西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发展初期,商业化浪潮还未大规模侵袭这片古朴的土地,而平遥古城,正是因为资金短缺才没有被拆除。连达站在未经修饰的平遥古城城墙前,第一次感受到“历史的延续”。

连达1978年出生于黑龙江,那是一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自然风光令人倾倒,然而,那里的古建筑遗存极少。在看到山西省的古建筑后,他意识到,现代楼房是不接地气的,缺乏了一种根基性的东西,丧失了灵魂,而那些古建筑才是中华文化历史的延续的象征。他一下子就爱上了山西的古建筑。

从那之后,连达开始自学绘画和建筑学知识,他说:“就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明星的那种情感一样,你们追星就会去给他(她)拍照,但我那时候没有相机,只能用自己的手去画下来,但是建筑又是个特殊的东西,需要了解结构、形制和透视等等这些专业的知识,我就开始自己学习,希望可以尽自己所能记录下那些古建筑。”

连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来走访、记录山西各地的古建筑。在这期间,他往返于山西和东北之间多达七八十次。每一次,他都是背着旅行包独自上路,碰到乡镇的大巴他就乘,没有就坐三轮车下乡,他还借过旅馆老板的自行车骑行——“挺好的,就是对体力要求太高了”,他笑着说。他有时住在旅店,有时借住在村民家里。连达说,在村子里写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和人民群众搞好关系:“有一次,我被村民当作偷窃文物的贼,然后打了我一顿,当时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得和村民好好交流。”他经常一边坐在古建筑前面写生,一边和围观的村民聊天,村民们常常送他吃的,也会在聊天中提及哪个村还有个寺庙和这个很像,这为他的走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就这样,他先后出版了《山西古建写生》、《触摸,寺庙》、《寻访山西古庙》、《斗拱飞檐画古建》、《得乎檐角梁柱间》等多部寻访山西古建的著作。

连达曾经去游览过大量的古建筑,但对他来说,最具有价值的仍然是那些散落在村落中的古建。城镇里很多修复过的古建筑,都丧失了历史感和真实感,乡村的古建筑虽然破旧,但是贵在真实,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蕴含其中。只有这些建筑,才是真实的历史的见证者,而非“被整容过的历史”。

山西暴雨发生后,连达非常关注古建筑的受损情况。一位读者告诉他,他书里曾画过的闫家庄魁星楼在暴雨的冲击下倒塌了。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但看到现场的照片时,连达还是感到非常痛心。“明明搭一张棚、支个架子就可以减轻暴雨的影响,就可以避免损坏到难以修复的程度,但是就是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在每日奔波繁忙的生活里,村民们早已无暇顾及那些古建筑。

闫家庄魁星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暴雨中倒塌的无名古建,并非只有闫家庄魁星楼这一处,平遥县很多村落里的古建筑也变得面目全非。

七佛寺

位于平遥县香乐乡的七佛寺,就呈现出一副倾颓之势——寺庙的屋顶已经全部塌陷,前面的空地上是及膝深的杂草,一棵四百年的柏树孤零零立在殿前。从远处看,这里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片废墟。七佛寺内,房梁上还依稀可见标注着“大清复福禄功德主”的题字,旁边点缀着破碎残缺的青瓷,墙壁上本就斑驳不已的壁画更是大片剥落,角落里都是星星点点的碎屑。


左右滑动查看七佛寺内景



寺庙前面的草丛里有两块空地,上面摆放着村民自己搭建的小小的砖制神龛,里面有几尊神像,以及接近燃尽的蜡烛。村里的村民们都说,人们不是不想来烧香,而是因为太危险了,不敢进去。当被问及为什么不修复和保护这座古庙时,村支书说:“没钱是最主要的问题,加上村里人越来越少,更是没人有精力去管这个事情。以前也和县里申报过,县里面说没有在名录列表里找到,就不了了之了。”


左右滑动查看七佛寺前的神龛


村支书说:“年轻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村子里越来越冷清。”

还有很多类似七佛寺的乡间无名古建,也一并消失在了这场暴雨中

连达看到古建筑消逝时,会觉得它们身上凝结的历史和文化也一并灰飞烟灭了。“古建筑就是最生动的时代烙印”。他在二十年的探访中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山西的很多农村都仍然是贫穷的,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活外出务工,留下的只有老弱病残,怎么会有财力、物力和人力去修复和保护古建筑?”

连达将这称为“文明的消逝。”

平遥县城里的镇国寺,修建于五代时期,后历朝历代皆有修缮。连达认为,“古建筑就像是某种民间信仰和图腾,是一种情感的联结体,也是古代中国历史延续连绵的承载体。修复和保护古建筑是一种历史的接力,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一代代在建筑上传承延续着,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们似乎淡忘了五千年文明最好的体现之一——古建筑正在消逝;我最初开始进行山西古建筑寻访的初衷就是希望更多人去关注这件事,去做出一点行动来保护和修复古建筑。古建筑就像老人,我们虽然没办法让他长生不老,但至少可以让他延年益寿。”

连达说:“我不希望我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破碎的一环。”


集体的记忆

位于平遥县岳壁乡的黎基村和西源祠村,对于寺庙修复都很是上心。

黎基村有一座始建于清朝初期的财神庙,重修于1993年。现在,这座财神庙被修得很新,刷上了鲜亮的颜色,与四周低矮的农村民居相比,颇有鹤立鸡群之感。财神庙大门的钥匙由一个叫兴盛儿的老大爷看管,他就住在庙前边的一个小巷子里。兴盛儿的小孙子正在他家院子里玩,听我们要找兴盛儿,便帮我们把他喊了出来。

兴盛儿带着我们走上了庙里的楼梯,一边走一边指着墙上新挂的匾额告诉我们,这是本村和周边村子里的居民新送来的礼物。庙的墙壁上还有一些新画的壁画,兴盛儿解释,这是当时重修财神庙的时候,请了专门修复古建筑的工匠抹掉了文革时涂在壁画上的白灰,照着原来的痕迹描画的。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重修财神庙时,兴盛儿说:“这庙很早就有了,后来被毁掉了,但大家也愿意重新修,我们小时候也来这里拜的。大家都觉得村里应该有个能祭拜供奉的地方。”据他说,重修这样一座庙,最起码需要几十万元,当时村民们都是你家三百我家五百的捐款,这才凑够了钱,请人照着庙原来的样子进行了修缮。县文物所不是没来看过,但也一直没能拨款下来。说到这件事,兴盛儿一手叉着腰侧过身去看着庙门,赌气说道,“上面总是拨不下来钱,那我们也不指望你们的钱,没了你们的钱,我们难道还要没庙可拜了不成?”

兴盛儿很爱讲庙被修好后香火旺盛的情景。他背对着庙门,张开双臂比划着:“这庙刚修好的时候呀,来烧香的人能一直排到门外好远呢!”他语气颇为骄傲:“每年过年初一十五啊,来烧香的人好可多了,老人小孩都有。要想当天能烧上香,还需要提前一晚来排队呢!”

在财神庙大门的旁边,有一块清代石碑,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可见,记录着几百年前村民们捐钱捐物重修这座庙的详情——“刘光裕捐艮壹两,安明山捐小贰千文,刘九光名下地基一塊,裴立虎名下槐树一株……”——村民之间通过公共事务而形成的连结还同从前一样,借助这座古庙,村民们共同负担公共活动费用的做法得以演替不衰。早在两千年前,破城子汉简就有一简记有两千年前农村收敛社钱的具体情况:“入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候长,九百部吏社钱,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兴盛儿浑浊的灰眼睛在上午的阳光里闪着光,他站在新修好的财神庙前微笑,一种淳朴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黎基村隔壁的西源祠村,有一座三官庙,这座庙庙门紧锁,门上的匾署的时间是公元1937年。问了街坊邻居才知道,看守庙门钥匙的是一位老奶奶,她家的院子就在这座庙的旁边。刚进院门说明来意,奶奶和她的儿子就把我们请进了屋子里,招呼我们“赶快坐下喝口水”。

官庙
摄 | 张全邦

奶奶的儿子回忆,据村里的人说,这座庙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中间屡次修缮,现在庙门口挂着的匾额,就是民国时期重修时挂上去的。奶奶一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官庙修缮以来,就开始保管庙门的钥匙了。

“大家虽然没什么闲钱,但都很愿意修庙。我们一直都是村里每家每户出一点钱一起互相帮衬着修庙,”奶奶的儿子解释说,“逢年过节,村里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会回家,大多数人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去庙里拜拜。”据他说,村民们每每有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也都会来找奶奶借钥匙,到庙里求个心安。

离开时,奶奶和她的儿子一再邀请我们留下来吃午饭。看我们着急赶路,他们便从里屋拿了四个自家刚摘的梨子塞进我们手里,一再说着“欢迎再来”。

白居易在《朱陈村》中曾经感叹他的城市生活是“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生活在“人情淡薄,亲情难温”的都市中,很难不“长羡村中民”。这种让白居易艳羡的邻里守望在史书中鲜有记载,在偏僻的村落里却仍有迹可循。


“信仰”与情感

距离平遥县城十几公里的赵家堡村,一座新的观音堂正在修建中。再过一个月,寺庙就可以竣工。赵永红站在已经落成的两间正堂前,她是主持修建这座寺庙的出资人。她的身旁,还有几位村里的老人。

新修的观音堂

赵永红打了个电话,说是在找人帮助她与我们交流。大约三十分钟后,一位年轻人穿着一双与泥泞的路面格格不入的白鞋走进工地。几位老人笑着问道:“可有好久没见了,又长高啦?”年轻人走到一旁,腼腆地笑了一下,算是对他们的回应。

观音堂的历史到底有多久,村里已经没有人知道。村里的老人说,这座庙十几年前有大量精美的彩绘壁画,但是后来发生过火灾,就没有了;正堂前面的两个石像和庙内的佛像,也在多年前被文物贼偷窃贩卖,只剩下一座空庙,上香的人也越来越少,到最后无人问津。观音堂在一场场人灾和天灾中,终于缴械投降。庙前的两颗柏树,据说是当地最好的两棵古柏,县政府还专门来考察过,说要进行保护,之后却再无下文。

赵永红在致富之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资修复观音堂。她说:“四年前我就要修,但是村里政府开会,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就一直被搁置。今年换了干部,才同意让我修庙,不然我早就修完了。”赵永红在手机上调出观音堂被重修之前的照片,她指着那些倾颓的墙壁和屋檐说,“再不修就完全倒下了。”

她花钱请来了专业的古建筑修复工程队,设计了新的建筑示意图,想要好好修缮这座寺庙。三月份开始的工程,到现在仍未竣工。当提及这件事时,她面露难色,说这是因为资金问题。到现在为止,投入修缮工程的资金已有一百多万。然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资金不够了,就会停工,等到从各方筹集到一点钱,再继续开工,就这样,修了七个多月,仍未完工。“村民都没钱,要是像其他村那样经济状况稍微好点,我们村民自己集资就可以顺利修完。”到现在为止,赵家堡村所有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和畜牧业;而十月份突如其来的暴雨,淹没了大亩农田,将一切希冀化为了泡影。蹲在一旁的村民嘟哝着说:“我家的六亩高粱地全被淹啦。”另一个说:“靠种地能挣啥钱?看村里年轻人,不都出去打工了。”

新建的观音堂,和照片里的原来观音堂的建筑形制几乎完全不同。所谓的修复过程,其实是把原来的旧庙完全推倒,然后在地基上重新修建新庙,除了仿古的砖石和四处搜集来的旧瓦片,庙堂的其他部分几乎都是全新的,南侧的建筑结构完全被改变了,但赵永红和村民们一致认为:“改建之后的观音堂很气派。”她认为,修庙是“关乎信仰和情感的大事”。古庙在此地,变成了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精神信仰,是告慰先灵、福泽后辈的情感联结。

赵永红领着我们到她家里看专门设计出来的工程图,那位年轻人这时候才说了几句话,帮我们倒水,拿来了洗好的苹果。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当与赵永红说话时,他又切换回当地的方言。工程图一共有六张,被装裱放在她家的客厅里,摆在了电视墙旁边,赵永红一幅幅介绍了它们的内容。临走之前,她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向县里面反映一下情况,帮我们申请一点资金,让给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说不定会有企业来帮助我。”

已经走出赵永红家五十米远的时候,那位年轻人在我们身后跑了过来,把袋装的水果塞在我们手里,推辞几番,他说:“拿着吧。”然后转身离开。他的白鞋上沾满了泥土。
 
暮秋时节,山西的天黑得很早。下午五点多钟,光线已经开始黯淡。夕阳的余晖斜照在丛生的荒草间,照在破碎的瓦片上,照在挺立的古柏上,划分出黑白冷暖、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时代的大潮轰轰隆隆向前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次又一次席卷而来,就连平遥县的小小村落里的人们,也在费力赶上前进的步伐。他们渐渐离开祖居之地,身后是数不清的记忆。残破不堪的七佛寺前,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背着手,长久地伫立,留下一个沉默的背影。我上前去轻声问道:“您还记得这座庙的什么历史吗?”

他说:“我什么也不记得。”

(文中图片若无特别说明,均为107记者李奥拍摄)

参考资料
[i]【深度】平遥古城暴雨后:统计之外的损失|界面新闻· 中国 (jiemian.com)

 责校 陈可心
美编 杨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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